记者：李策
摄像：杨立培 姜一鹤
《首席对策》由易方达黄金ETF及联接基金特约播出
本期《首席对策》高端访谈专访的是：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巴曙松。
嘉宾介绍：
巴曙松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还兼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等。巴曙松教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还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研究领域“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的首席专家。巴教授是2006-2015年中文文献经济学领域被引用频次最高的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内容提要：
对于推进中国版“CDR”与迎接“独角兽”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巴曙松教授在《首席对策》中开宗明义：香港交易所推出了25年来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聚焦生物科技、同股不同权和第二上市三个方面，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交易所，在国际层面以竞争为主，当这些规则试行有效、积累了经验，对国内影响冲击不太大的时候，再到内地来进行运用，那就是一个成本比较小、风险比较小的路径了。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处于开放的状态，需要国际市场参与者充分多元化。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状态下，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来服务资本项目开放，助力成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巴曙松认为，在一级市场方面，目前非居民在在岸市场尚无法发行股票，现成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这些股票在香港发行，通过沪深港通实现非居民向在岸市场发行股票。同时，固定收益可以通过债券通，衍生品可以通过沪深港通，借助现有的互联互通机制服务于资本项目开放。但由于各地金融市场的情况不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有其独特的交易制度和清算托管制度，欧美等市场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规则。两者如何突破制度差异实现互联互通，成为一大难题。
对此，巴曙松在专访中建议：在境外部分实行境外资本市场制度，在中国在岸市场实行内地资本市场制度，双方市场之间再实行一定的转接。实际上，这也正是目前“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所实行的方案，而且效果明显。
以下是精选的《首席对策》访谈文字实录：
李策：对于CDR包括独角兽基金，我们除了看到支持新经济的机遇，有什么样的风险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防范的？
巴曙松：现在中国证券监管部门，一直把CDR的风险作为引入CDR形式非常重要的政策重点，已经做了很多安排，比如说对市场可能的影响，提前有一些新的基金发行，来做一些安排。现在还处于试点阶段，下一步还可以充分利用好CDR这种形式，吸引一些新经济公司回归，给国内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标的，其实也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案，现在是基础制度的创新，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下一步慢慢试点，运转平稳后，陆续有一系列可以推出来的创新。
李策：成都建设对标国际金融中心，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政府部门、一行两会在这方面会做怎样的助力，有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巴曙松：作为金融中心也好，特别强调是国际金融中心，强调国际，就一定要市场参与主体国际化、多元化，比如说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我们看到大家提得多的，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特点是投资方、筹资方两方充分国际化、多元化，来上市的企业和来投资的投资者，是高度多元化的。下一步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怎么伴随着开放进程，提升国际化程度，这是关键。目前来看，海外上市公司还没有破题，海外投资者因为沪港通、债券通的带动，有一定的进展，所以下一步要伴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怎么逐步放开，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高，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时间的。
李策：您怎么看目前去杠杆的问题？
巴曙松：去杠杆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产能过剩的大型国企，它面临的压力比较大。在去杠杆过程中，违约率或者说常态化，回归正常，应该是可以预计到的事情。打破刚性兑付，使违约恢复常态，对于整个风险定价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如果刚性兑付条件下，市场就缺乏主动去识别不同项目的风险高低的动力当然刚性兑付要防止形成自我实现式、传染式，不是因为项目本身，而是因为短期流动性或者杠杆镶嵌带来的风险传染，这个要警惕，要采取平稳、平滑的方式，释放这个风险。
李策：目前以互联网+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渐取代过去传统经济，在新旧经济交替过程中，有没有产生新的投资机会？
巴曙松：新经济表现出来的活力，直接造成了整个经济发展区域、行业的巨大分化，作为金融界，要深入研究新经济，它有什么融资特点，是原来旧经济时候，在这个体制下没有满足的，我们把金融资源，不再闭着眼睛，按照惯性源源不断输送给旧经济，而要通过金融创新、制度创新，把它进入到新经济，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不仅是中国内地一个市场的事情。比如说香港市场，做的生物医药、新经济上市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个制度基本上是由纳斯达克这一个市场所掌控或者垄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市场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打破了纳斯达克在新经济定价上的垄断，也为国内企业吸引国际金融资源进入新经济提供了一个渠道。怎么样把新经济引入，跟新金融资源对接，我们在不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大致的功能合作，香港是代表亚洲、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竞争，因为香港是国际投资者占主导，能了解到美国、伦敦、新加坡市场动态，必须调整规则，这个规则为国内企业所用，如果运用熟练了，风险不大了，可以平稳放在国内市场。所以应该说一边代表中国市场的需求，参与国际规则的竞争，一边是平稳满足中国巨大的新经济融资需求，之间可能有一个合理双赢的分工。
李策：未来A股将如何接轨国际标准？如何前瞻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巴曙松：我们放在更长远来看，中国的实体经济崛起，中国GDP占全球GDP比重迅速上升，比如说15%还在继续上升。第二，人民币加入到SDR的货币篮子，占比10.92%。第三，外资持有中国金融资产、股市债权2%左右，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外资持有量的上升在未来一定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大趋势，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怎么去回答这些外资投资中国过程中碰到这样那样的技术性、细节性小困难。
李策：您怎么看独角兽基金、独角兽回归对我们资本市场的影响？
巴曙松：香港交易所，也把生物医药、差别投票权和第二上市，也做了大的调整，背后也是为了吸引新经济。所以对于CDR我的看法，至少给了我们新经济公司投融资提供了新选择，所以企业的选择多了，对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只不过选择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自己，企业到底是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上市，还是用CDR筹资，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说股权结构在不同阶段融资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战略做出选择，对于一个新经济公司来说，它选择多了，对新经济发展总是好事，关键是要控制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出现的风险，因为新经济的特点，相对来说成长空间大，但是不确定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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