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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医院三名做尘肺病鉴定的医生，遭到刑事指控。去年年底，当地警方认定他们对尘肺病的诊断差错达92%，造成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予以羁押。目前，案件已经处于检察院第三次审查起诉阶段。
这也是全国首例“职业病医生因诊断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细思之，疑窦丛生。
职业病的诊断是否有错误？“错诊”是否应该上升为刑事犯罪？以刑事手段处理医生的“错诊”，背后是否涉及利益之争？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表示，案发是“因为有企业举报到贵州省人社厅，认为他们那边的工人为什么那么多尘肺病，有套取社保金的嫌疑”，公安直接立案了，经过一年多的侦查，公安并未找到医生“诈骗”的证据，然后就适用了“失职罪”的罪名。
首先，医生被追究的罪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是一个相当鲜见的罪名，其源自原来的“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这个罪名主要适用于国有单位员工（不是国家公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企业亏损、破产；依据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在救险救灾等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作为刑事犯罪的“失职罪”，区别于普通行政处分中的“失职”，它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应受惩罚性”，从犯罪结果来说，必须是十分严重的；从犯罪的主观意图来说，此罪是过失犯罪，其主观上要对于犯罪结果抱有“严重的过错”，而不能是正常工作中一般性的失误。
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基于医学规范，受限于诊断手段、医学知识以及病人的主观陈述，这种专业判断是否应该放在一般国企员工的“失职”的大筐里？这个罪名本身是对于权力滥用的约束，国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虽然不是公务人员，但手里也掌握一定公权力，要避免这种权力被滥用，所以要设置“失职罪”。而医生的医疗诊断本身是基于技术规范，并不是基于公权力，这也正是之前几乎没有医生因为“误诊”而被追究这个罪名的原因。
其次，回到所谓“尘肺病的误诊”问题。
职业病认定本身有严格的程序，并不是三个医生能够一手遮天的，它需要对于劳动者进行数字化拍片，然后进行随访、再做高千伏射片，最后才交由三位有资格的职业病医师“看片”。
轮到三位被捕的医生来鉴定的病人，已有严重的尘肺病嫌疑，所以，一般不存在恶意颠倒黑白诊断的可能性。
尘肺病是一种严重的职业病，被称为“上半辈子用命来换钱，下半辈子用钱换命”，一旦不能够被鉴定为职业病，就不能够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当事人只能是在绝望中“等死”。
劳动者能否被正常鉴定为职业尘肺病患者，在考验社会的良心。
就这起误诊被追究刑事犯罪的案件来说，贵州当地有相当多的小煤矿，且劳动条件并不好，案件起因于当地企业举报医生，其中又涉及了社保部门的“惜保”因素。
尘肺病诊断，本来是个医学问题，却涉及到煤矿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保部门的利益博弈。这背后的复杂勾连为此案增添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医学诊断问题，首先应该在医学共同体内解决，骤然把尘肺病的鉴定纠纷定性为刑事犯罪，无疑是要倒逼着相关的医生，把枪口压低，“从严”掌握尘肺病的鉴定标准，这不符合医疗规范，是用司法力量扭曲医学诊断标准。
刑罚应当有必要的谦抑精神，医生的误诊（诊断争议）和与病患共谋骗取社保，处罚手段应该判然有别。如果医生没有通过诊疗进行利益输送，就动用刑事手段，倒逼着医生“鉴定不出尘肺病”，这是对于科学以及尘肺病患者双重的羞辱和伤害。（作 者：沈彬 ）
（文章首发于央视网《见识》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