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医师报刊发的三位被捕医生家属的“求助信”
“贵州三名尘肺病医生因诊断误差被捕，警方认定其失职致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本次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关注，中央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原因不难理解——三个医生是因为履行工作职责时出现了“读片差异率”，被认为“严重不负责”，于是就涉嫌触犯了“失职罪”——这样的工作，还有人敢做吗？难怪不少医生，尤其是影像科的医生感到“极为惊恐”。
当然，也有人并不站在医生这一边，认为职业病检测医生配合病患合谋套取社保费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疑似职业病的人的想法跟普通病患不同，通常是希望自己能够被诊断为职业病的，而且还希望诊断级别更高一些。一些人认为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存在医生收取红包办事的可能，即便不敢拿钱，在病患压力之下医生也可能会做出迁就病患的判断——其结果就是造成公共资产的损失。“3000万元，都是来自你我缴交的社保，怎么能轻易放过医生，支持公安严查！”
“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的大帽子扣过来，的确唬人，假如事件真相与上述“猜想”相符，也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事情的走向很可能是另一面。4月5日的《医师报》上刊发一篇题为《破解尘肺病诊断“干扰”难题》的文章，里面提到，“对于职业病的诊断，有时候诊断医生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诊断尘肺病（或者其他职业病）的病例多了，用人单位就可能坐不住了，通过各种途径’干扰’诊断结果。”尘肺病的诊断数量太多，就会对煤矿企业的成本构成压力——不要以为确诊职业病就只有社保需要掏钱。于是煤老板就坐不住了，坐不住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先是“经济诈骗罪”，再是“失职罪”，动用刑事力量来对医学上的诊断结果进行干预，试想想，警方是基于怎样的动力才会去做这事，真的是社保资金流失吗？
从三名医生被捕的依据也可以看出这里疑问重重。认定三名医生“严重不负责”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在诊断尘肺病时出现了高达92%的“读片差异率”。不妨仔细分析下这个引发诸多质疑的数据。
首先，这92.3%是这么来的——“警方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三位医生作的547人的尘肺病诊断进行了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仅为42人”，（547-42）/547等于92.3%。且不谈这个重新鉴定是否靠谱，从中可以看到，分母是把111个“质量不合格”的胸片都算了进来的，这是个很有疑问的做法，因为胸片“质量不合格”可能是保存过程中造成的。事实上，“由于天气和保存条件的限制，不少胸片出现霉点或者胸片粘连，导致胸片损坏，甚至影响正常阅片。改进胸片保存方式是职业健康监护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接尘工人高仟伏胸片保存方法探讨》）。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把这111个“看不清”的直接归为“读片差异”，颇有故意做成铁案的意思。
图注：在医院体检中心资料室被保存完好的职业病诊断资料
另外，在挑选样本方面，警方的做法就有很大的疑问，明明进入最后专家鉴定环节的有2274例，确诊患者1640例，警方为何只挑出了547份来作为依据？所以，被捕医生律师的质疑是很需要警方回应的，“公安机关选取的547份病例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经过初筛，把认为诊断有问题的片子筛选出来，然后在这些片子里进行重新鉴定。”“三位医生诊断了很多患者，不能单独摘出一部分有问题的鉴定就认为是有问题，要放在整体上把全部病例作为基数。尘肺病读片差异率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样本选择非常重要。从10个里选5个，和从100个选5个，差异率当然是不同的。”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更何况，正如国家卫生计生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委员、乌鲁木齐肺科医院毛翎主任所说，“尘肺病诊断中差异率是客观存在的”。有记者在全国职业病医师培训考核指定教材《尘肺病》第五章第六节中找到一组数据：在一组专家的读片中，发生读片差异的范围为18.8%~33.2%，若比较经验不多和经验最多的读片者之间的读片差异则可达75.6%。若比较经验较多和经验最多者之间的读片差异则为30.2%。读片者自身差异为6%~16%，平均12.5%。在评定尘肺有无进展时，如将胸片按日期排序连续读片时的差异为14%,而将各片混合后单片读片时的差异为29%。如何评判被捕医生与重新鉴定者之间，谁的意见更加准确？退一步，就算被捕医生们误诊，如何知道是“正常差异”还是“严重不负责”？
纵观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本案让影像科医生“感到惊恐”确实是有来由的。而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就是动用刑事调查手段直接针对普通的诊断过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贵州航天医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因此办案没有经过卫生行政部门。”
必须指出，这样的办案方式是有害的，医生们不管有什么样的心思，对其诊疗行为进行鉴定的，也应该是医疗行政机构，怕鉴定结果有问题，那也是申请异地鉴定；就算职业病的诊断方式存在被利用的漏洞，那也应该在系统内解决，事实上我国目前尘肺病诊断要求3位及以上医生集体读片，就是为了消除读片差异、减少被钻空子的可能。总而言之，不应该由警方主导专业意见的认定。谭秦东事件过去还不久，希望有关方面对此能够反思，吸取教训，为广大医务人员创造一个“无需恐惧”的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