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互联网上热议起“外婆”的标准叫法到底是“外婆”还是“姥姥”。事情起因于乌鲁木齐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收录的李天芳散文《打碗碗花》 ，原著中的“外婆”一词竟然全部被改成了“姥姥”。
对于大多数习惯使用“外婆”一词的人而言，这一改动让人难以接受。今年4月底，我的外婆走完她108岁的漫长人生，安详辞世。然而，她留下的温暖身影，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就能浮现出她银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容，夏天里拿一柄葵扇为我驱赶蚊子，冬天里将桔子放在口袋捂暖了再给我吃。这些家常琐事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她漫长人生里经历的患难和沧桑，以及她的仁慈、慷慨和豁达，更像乡间村头独木成林的榕树荫庇着后辈，为他们遮风挡雨。
这些深沉而永恒的情感，这些朴素而珍贵的价值，都承载于“外婆”两个汉字之中。相比之下，作为一位南方人，“姥姥”两个字显得陌生而疏离，无法激起我心里任何波澜——用“姥姥”去书写我的外婆，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当然，“外婆”被改成“姥姥”事出有因。有网友发出乌鲁木齐教委去年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乌鲁木齐教委认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外婆、外公”属于方言，“姥姥、姥爷”才是规范用语。这一解释当然不能服众，引发了如潮的质疑和抨击。除了这一层面的争议之外，《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的本质就是承载、表达、构建人类的情感世界。情感离不开个人经验，离不开个人所使用与附着的独特语言。语文教科书收录名家名作，除了让学生学习书面语言的规范表达之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如果简单粗暴地篡改作家的用词遣句，破坏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既是对于作家的不尊重，也与培育学生文学素养这一目的背道而驰。试想，如果生硬套用“词典规定”这一标准去衡量，那不知道有多少名家名作，都应该更梁换柱，修改得面目全非。
推广规范的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在这一点上毫无争议，但是社会现实的改变也不应该完全被忽视。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普通话早已经成为大多数地区的通用语言。
与此同时，很多方言的使用和传承都开始面临压力。随着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普通话，方言的传承使用日渐式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以前没能很好预见的问题开始慢慢显露，引起了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方言不仅仅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主体性要素。不同语言、方言之间，语意可以互相翻译，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地方性的艺术审美、大众心理，都无法通过翻译来准确转换。方言的文化魅力，在使用方言演出的地方戏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越剧、粤剧、沪剧、秦腔、黄梅戏等等地方剧种，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所使用的方言。如果脱离本地方言，改由普通话来演出，即使可以传达出同样的语义，原有的艺术魅力也会大打折扣。然而，随着方言的日益边缘化，这些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性文化艺术门类，都面临着受众萎缩、创新乏力、传承艰难的困境。
推行通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与保护传承地域性文化艺术，这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在坚持推广普通话、推广规范汉语表达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对一些以方言为基础的艺术品种，积极开展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
所以，对于一篇早已成名的文学作品，把通篇里的“外婆”都生硬地改成“姥姥”，似无必要。
（作者：封寿炎，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