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帆
编辑/刘汨 宋建华
珈枫
孙珈枫画了一幅画，一只犀鸟被罂粟花包围着。她对这幅画的阐释是：犀鸟是景颇族的图腾，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那些美丽的罂粟花，却是夺走景颇族灵魂的东西。
珈枫
“菠萝蜜熟了，暑假也就到了”。
17岁景颇族女孩孙珈枫的暑假还没有来。5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我在昆明一所艺术学院的校门口见到孙珈枫，她在这里学画画，为两年后的高考做着准备。
站在我面前的珈枫描了眉，擦着口红，细高的个子，穿宽大的外套和牛仔裤，让人难以把她和5年前的那个女孩联系起来。2013年，珈枫是纪录片《景颇·夏天》第一集《路的远方》的主角，这部以云南省德宏州一个景颇族聚居村落为背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了时代发展下村庄和人们的改变，这部以榕树根的孩子们为主角的纪录片，后来也拿到了国际上的奖项。
《景颇·夏天》的镜头里，女孩珈枫有着古铜色的皮肤，留一头短发，和伙伴们在龙江边的沙场里划水玩沙。背景旁白响起，是她稚嫩的声音“小时候的龙江比现在要宽多了，也热闹多了，都是人，像下饺子一样”。
对于孩子们来说，大自然赋予村寨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们天然的游乐场。童年时的玩伴，不介意天天黏在一起。孩子们一起上山采鸡枞，一起把写好的愿望放进漂流瓶，一起唱着载瓦语歌曲手拉手走在路上……
童年时的珈枫像个假小子，喜欢冒险，能够从桥上跳到江里，再游到江对面。她还是“敢砸蛇”的女孩。上小学的时候，珈枫和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玩，看到蛇时，男生们拿起石头追着打，女生们则“哇”一声全跑了，只剩下珈枫一个。当时蛇的身体已经被男生们制服，“让开！让开！”珈枫举起石头，上前铛铛铛把蛇的头砸烂了。
“按照景颇族习俗，如果不把它的头打烂的话，它的朋友——变色龙会把它复活”，珈枫告诉我。她后来把蛇的尸体拿去垃圾堆，路上撞见一个男老师，对方很吃惊，说她“虎得很”。
时光倒退回2010年的暑假，那时李旸第一次遇见珈枫。李旸是北京姑娘，和丈夫荷兰人乐安东来到德宏，他俩根据自己的创意和设计，在村寨小学里给孩子们办木偶戏夏令营。
白天排练时，珈枫拿了一个破旧的白手套，把五个手指头一伸，其中三个涂成红的当“冠子”，剩下两个是“嘴”，再加上“眼睛”，马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公鸡”。
晚上，李旸带着荷兰志愿者去珈枫家里，一路上珈枫像个“小话痨”，兴奋的向参观者介绍着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看到牛，珈枫“噌”就蹿上去了，告诉大家“我们都是骑牛的”。到了家里，她又“噌”爬到树上，用手拍打着菠萝蜜，查看哪个熟了，一晚上都“像猴儿一样上下翻飞”。
初次见面，李旸发现，珈枫内心的小彩灯一闪一闪的，“她小时候的那种艺术灵感和创意，真的是一种天分”。
李旸和孩子们在一起
李旸
在北京三里屯SOHO，我坐在一颗树下等李旸。这里高楼林立，数家纹身店藏身其间。
这天下午，李旸要带景颇族男孩何胜磊拜访其中一家纹身店，何胜磊是榕树根职业教育计划的学员之一，不久以后，他将在这里开启艰辛的学徒生涯。
榕树根之家的WiFi密码是“20130526”，2013年5月26日，是榕树根之家“进新房”的日子，此后的5年时间内，这所坐落在云南大山里的教育机构，既是李旸和丈夫乐安东的家，也成了景颇孩子们学习和创作的乐园。
1991年，为研究载瓦语，还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生的乐安东从昆明一路来到德宏，成了当地景颇乡亲见到的第一个西方人。
2009年，乐安东带着妻子李旸来到这个被他称作“第二个老家”的地方。北京女孩第一次走进景颇人的世界，她发现，这里有比丈夫描述的更吸引人的地方——孩子们。
带着志愿者在小学做活动时，李旸发现，那些小孩总躲在树后面远远的看他们，一回头，孩子们就像捉迷藏一样躲起来，等转过来，余光会看见这些“小精灵”又钻出来了，“在那儿各种看”。
孩子们会把一个芒果或者菠萝蜜“像丢手绢似的”悄悄放在李旸背后再跑掉，“等你再看，找不着是谁放的”。
孩子们很细心，看李旸他们人多，怕吃菠萝蜜时把手弄黏了，还在上面插上了竹签。李旸感动的要掉泪，她想，这些小孩子怎么能这么精细呢，可他们又害羞的连见都不敢见自己！
彼此熟悉之后，这种害羞很快消失了。孩子们带李旸爬山，跟她讲自己家和寨子里各种好玩的事情，有时候连一些家庭的伤痛和个人的隐私，也就那么脱口而出地讲出来，他们与李旸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孩子们还一路给李旸找吃的：有一种草是甜的，不信你就嘬；有一个果子看着不怎么样，但是吃着还挺好吃的；那些蘑菇，有的红红的，但其实没有毒反而很好吃，那几个看着很安全的千万不能吃；这种草最好不要碰，不然你会痒得受不了；没关系，我来帮你把会痒的草提前砍掉……
有一次，李旸的胳膊被毛毛虫蜇了，一个小女孩抓了好多的草药，在嘴里嚼呀嚼，然后吐出来敷在李旸的胳膊上。下山的时候，红肿神奇的消失了。
2010年，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榕树根”诞生。李旸说，最终留下她的，不是那些美好，而是对比。孩子们有独特的天分，对动植物的知识很丰富，但他们觉得自己是“差学生”。
孩子们在一些学科上的表现确实不佳，做活动时，李旸发现，任何跟数字有关的游戏，孩子们都玩不了，“六年级的孩子，不会背乘法口诀，不认字。7岁的和17岁的可以一起上课，因为不会的都一样”。
他们特有的天分在学校也没有得到肯定。李旸刚来山寨的那年，一个景颇族数学老师曾对她说，景颇族山里小孩都可笨了，根本学不了数学。而实际上，山寨里没有幼儿园，上一年级之前不会汉语，孩子们要先学汉语，然后很快又要用汉语学数学，因而跟不上。
此外，因为没有学前教育，加之一些留守儿童缺乏父母陪伴，学龄前孩子的一些基本的认知能力、逻辑能力都很弱，一年级数学语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高的台阶，跨不上去，起点就落后，到三年级，就会有很多孩子完全听不懂课，彻底放弃学习。
李旸说，她当时就看到了教育实验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强烈的要做点什么的心被激发了。“我一定要证明这些景颇孩子们有多棒，就专挑你们说的那些淘气包，让他们优秀起来，给你们看看”。
李旸和安东从开办夏令营和冬令营入手，2010年夏天，木偶戏夏令营；2011年，自然艺术主题夏令营；2012年，“制作一本关于我的书”夏令营……
一次夏令营活动，需要孩子们设计出一份藏宝图，在李旸和志愿者们给出一份方案后，小珈枫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创意，实践出来的效果比原方案“更好，更有特点”。后来画箭头的时候，珈枫先在纸上剪出一个箭头的漏洞，然后拿它当模子，很快就涂出一串标准化的、一模一样的小箭头来。
诸如此类的小细节让李旸很早就意识到，对眼前的这个景颇女孩，自己不应该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强压给她什么，因为“她不吃这一套”，她需要得到、也值得拥有足够多的尊重。
“榕树根”内景
一次别离
“假如我出去了，明年就不一定能回来。”《景颇·夏天》里，珈枫要被爸爸送去怒江州六库教学质量更好的学校读书。
从家到六库，要坐整整一天的汽车。“六库那儿全都是城市啊，都是汽车，都是一些我无法适应的东西，然后也没有我的小伙伴”，珈枫对着镜头说。
珈枫的好朋友木壮，用鲜花做了一顶“王冠”送给她，作为告别的礼物。临别之际，好友间彼此无言，珈枫默默掉了眼泪，独自走上开往远方的大巴车。
纪录片以一场别离收尾，成长的序幕也悄然拉开。
去了六库，成绩一直不错的珈枫遇到了难题。因为小学没有学过英语，这门课给她的学习带来很大困扰。那时候，她因为背不好单词被老师罚抄写，一篇40多个单词，每个抄七八十遍，需要连夜抄第二天才能交上作业。“其实我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去学其他的，但是必须要完成那个作业，然后其他课就都落下来了”。
城市生活的诸多不适应，成绩上突如其来的落差，这些让珈枫变得郁郁寡欢，而父母的的责怪则让她的心情一度跌到谷底。珈枫至今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坐在一起轮番批评自己的场景，“他们只是觉得我让他们没有了面子”。
珈枫第一次抽烟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候她是好学生，好奇坏孩子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试着抽了一根就觉得没意思”。再次抽，是在六库的时候。她初尝人世的酸苦，选择用刺痛自己的方式排解郁闷。掀起衣袖，才能看到她用小刀在胳膊上划出道道血痕。大一点的时候，她去文身，别人怕疼，她觉得很解压。
那段时间里，珈枫常常在深夜给李旸打电话，边聊边哭。她也不停找好朋友和志愿者倾诉，最多的一个月花掉了700块钱的话费，又挨了爸妈一顿数落。
当父母发现珈枫“变坏了”时，她被转回了家乡的中学。
成长的阵痛，也包括了朋友的渐行渐远。珈枫发现，当自己终于和最要好的朋友在同一所中学念书时，两人间的关系却变得疏离。有段时间，一个童年闺蜜常常花钱没有节制，吃饭的钱被一再压缩，人也瘦的“跟杆子一样”。珈枫监督她吃饭，让她学着管理金钱。两人之间起了隔阂。
李旸察觉到，转学回来的珈枫，“整个人就颓了”。李旸给她补习英语，她是“皱着眉往外推”的状态，而在以前，她的眼睛是打开的，是有光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怒江这一年给她毁了什么”。
以榕树根和孩子们为主角的纪录片
归来
李旸问珈枫，不想补英语吧？那咱就不补了，咱们玩去！
她决心，要让珈枫内心那些暂时熄灭的小彩灯重新亮起来。
榕树根的舞蹈队成立，李旸特意选珈枫当队长，让她组织大家排练；李旸发现珈枫喜欢缝纫，就交给她管理缝纫机，送她五彩的布料，珈枫一下午就能哒哒哒踩着缝纫机给自己和小伙伴做出好几身衣裙和挎包。给小同学读绘本、通知聚会、发传单……榕树根里有什么事也都让她张罗。
很快，珈枫优秀的领导力就展现出来了。这样经过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个聪慧、有想法的女孩慢慢回来了，她对文化课的恐惧也在一点点减弱。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旸发现了珈枫写的一篇作文，文中写到，“如果没有你，我应该还是个坏女孩，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做不适合自己的事……”
李旸知道，珈枫曾经的迷失不是因为她不够努力，而是跟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环境有关。
李旸的童年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里度过，父母是燕山石化的工程师。工作繁忙。一次，5岁的李旸趁大人不在家，用油画棒把家具全部画上花，结果换来大人劈头盖脸一顿骂，让她把画擦掉。李旸当时又气又委屈，觉得大人真不懂欣赏，“我用心装饰我们家，以为会被夸奖，结果他们觉得我做坏事”。
小时候的李旸是个标准的“学霸”，上初中以后，学校的孩子分化出两拨——石化子弟和当地村民的孩子。那时候，处于叛逆期的李旸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也因此得到过老师的训斥：你怎么又跟小流氓一起玩？可李旸心里不这么认为，这些“小流氓”很仗义，人不坏，有的还很聪明。为什么他们学习成绩能差成那样？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老师也放弃了他，当你给他贴了坏标签，他不是只能坏给你看吗？
后来，“好学生”李旸上了很棒的大学，先后做了跨国公司的律师和国际环保组织的高管，那时她穿着职业套装，在北京国贸行色匆匆，拼命工作。直到来到景颇山寨，遇到一个又一个景颇孩子，李旸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种种“不公”的回忆，一下子就被激发了出来。
有一次，李旸和安东去附近的县城，半夜被宾馆隔壁的KTV吵得无法入睡，只好出去溜达，在广场上看到一个摊一个摊的KTV，亮着小粉灯，外面搭着一个帘儿，里面全是做性工作的女孩。有的孩子年龄看上去最多十四五岁，稚嫩的小脸上画着浓妆，穿着暴露，全部翘着腿，在那唱歌接待客人，“进去一个拉一个帘”。
后来去夜场附近一走，李旸看到，虽然是在上学期间，街上很多男孩子都在泡网吧，喝酒，不少还染着头发。骑着摩托车的少年从李旸和安东身边呼啸而过，留下很浓的酒味。
这些东西把两人刺激的睡不着觉，李旸跟安东躺在小旅馆聊了一宿，李旸觉得，她不能想象也无法接受，几年以后，那些和自己一起画画、读绘本的小姑娘可能变成这样子，也不能想象那些悄悄给自己塞过菠萝蜜的男孩子，长大后会重蹈父辈的覆辙，喝酒，打架斗殴，被毒品摧毁生活，留下年幼的后代无人看管。
“我在想这些孩子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看不见未来”。李旸说，8年来，榕树根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陪伴成长”，为身边的景颇山里孩子“量身定制”课程和活动，与他们一起探讨三个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要什么？如何做到更好的自己？
李旸的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 张帆
去与留
珈枫对李旸的第一印象是，哇，安东老师带来的一个皮肤超白的姐姐，长得好看，哇，敢说敢做。后来接触久了才知道，原来安东这个大个子老外比较内向，而小个子的李旸外向能干。那时珈枫发现，原来女孩子也能这么能干，而不是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女孩子就只能在家生孩子、带孩子，男人出去工作。
再过不到一个月，珈枫就要满18岁了。她告诉我，她小学和初中的女同学们，有三分之一已经结婚了，或者将要结婚了，初中毕业以来，她已经收到不少喜帖。
珈枫的景颇名字是“葛仁木布”，“葛仁”是姓，“木布”翻译过来是“小球”的意思。刚出生的珈枫只有两斤，被医生说成是养不活，还差点被送人，后来在妈妈的坚持下被留了下来。
童年起，作为女孩的珈枫就遭遇了种种性别上的不平等。小学时，她在学习上比男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却无法得到对应的糖果。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女生，得到的是老师的拳打脚踢和语言侮辱，“说你这么蠢怎么不去嫁人呢”。
她也曾见识过女生在遭遇性骚扰后所经历的种种不公。有老师邀请女生去家里吃果子，吃完后女孩以为老师是要带自己去洗手，结果被领到一个房间，老师将门锁上，把女孩抱起来猥亵。被猥亵的女生们，鲜有人选择站出来揭发老师。“我很讨厌那个环境，你明明是受害者，但这个社会会觉得就是你的错”。
珈枫喜欢画画，2016年，她作为榕树根职业教育计划第一批的孩子，赴四川巴中学习绘画基础。去年，她考上云南省艺术学院附属中学，来到昆明求学，目前专业成绩已在班里排进前几名。珈枫告诉我，她不想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想努力考上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还有一个梦想，将来开一家服装工作室，把传统景颇服饰和街舞元素结合起来，女生也能穿着景颇服装跳街舞。
快到18岁的珈枫看起来成熟且独立。她也和初到大城市的其他景颇孩子们一样，面临着各自的难题和困惑。李旸发现，如果自己带着孩子们，能给他们买东西，孩子们就喜欢逛街，可是有些孩子自己一个人就不爱逛街了，“因为一逛街就会证明我穷，就触发自卑的情绪了”。
后来李旸回想，自己刚上班的时候，不也没多少钱吗，但还是挺喜欢逛街的，看到好看的衣服也会觉得想买，“就是你对未来是有正常而美好的期待的，你会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上班攒钱，你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为什么现在这些孩子这么不一样？就因为她对未来的期待是不确定的，她就完全不觉得自己可以，看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她马上的反应就是黯然伤神”。
留下来的李旸，想通过一次次“外力敲打”，帮助孩子们建立起这种对未来的期待，像鼓励珈枫那样，她要让一拨又一拨成长起来的女孩们相信：不要向社会低头，没有那么多“不可能”，靠自己努力，可以让许多梦想变成现实。
榕树根组织绘画义卖时，珈枫曾向李旸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她想画一个半裸着上身、露出乳房的景颇女孩形象，景颇族的身份可以通过头饰和裙子体现，与众不同的是，女孩手里要拿着一把长刀。在景颇传统里，长刀是男人才能拿的东西，是男人出去披荆斩棘、开山、打猎用的，女人动不得。
李旸当时听了很感动，“珈枫怕别人说她，我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就去画出来，我们要挂在榕树根的墙上”。
榕树根的孩子们在上吉他课
门开着，没关过
扎根德宏寨子的8年来，李旸陪伴着200多个孩子成长，年龄最大的孩子里，有人选择上职校、当学徒，学习烹饪、健身、美发、纹身，有人选择参加普通高考继续学业。走出大山的孩子们，在榕树根老师和志愿者的陪护下，大部分都走得越来越稳健，可是也有孩子无论怎样帮助，却还是持续做出令人痛心的选择。
榕树根前后接纳过200多个志愿者，但少有人能够长久留下。“我们每天一边在忙着找合适的人，一边在拒绝很多不合适的人”，李旸告诉我，这份志愿工作需要的是对孩子们无条件的接纳。
“很多孩子存在不良行为习惯或行为偏差，包括表现出‘不知好歹’、甚至很恶劣的行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得接纳和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他的原生家庭怎么给到他这些负面的东西，你怎么能拉他出来。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很难”。
李旸曾拉一个劣迹斑斑的男孩进榕树根街舞队，男孩是寨子人口中的“恶霸”，传言中，他曾敲碎酒瓶扎向别人的脖子，提着砍刀去别的寨子打架……当李旸看到并接触男孩本人以后，她选择了相信这个孩子。李旸发现，男孩有着灿烂的笑容，本质不坏，只是内心脆弱，“我当时觉得，当你给一个人足够多的信任，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好”。
在榕树根，“坏孩子”身上的“善”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男孩来这里做手工，跟女生们一起叠小纸花；跳刀舞时需要削木刀，全部的道具刀都是男孩做的；他还是榕树根最会烧菜的孩子……
男孩后来还去了北京的一家餐厅实习，平时除了当服务员传菜，他还给顾客跳舞，给同事们唱景颇歌，给大家带来许多快乐，甚至有别的餐馆听说了想来挖他。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后来，男孩来来回回经历了多次反复，和坏朋友一起，犯了不少事儿。今年四月，李旸要带着职业教育组的孩子去昆明和北京，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榕树根外正举办晚会，李旸进屋意外看到男孩出现在大活动室里，他骑摩托受了伤，正在找药。李旸知道他还和坏朋友混在一起，当时就哭了，说你快走啊，什么时候才能下决心？你在毁自己啊，我24号就带着何胜磊他们走了，男孩含着泪答应她说，我一定要跟你们一起走。
屋外，晚会还在继续，手电射出的光交织在一起，李旸擦干泪对男孩说，走，我们唱歌去。
男孩还是消失了。他被抓的前一晚，两人在微信上交流，李旸对他说，我没撒手啊你不许撒手，你再往下滑我就抓不住你了。后来手机那边没了消息，李旸知道，男孩出事了。
李旸告诉我，男孩的事情让她变得“什么都能接纳了”。当一次男孩和自己吵完架气愤的跑掉时，她和安东找了他一宿，又急又后悔，“我想就算他那天晚上再去犯事，都不怕，我还可以救他回来，我当时最怕他死，他当时的气愤程度很可能会去飙车”。
“以前我的观念和采取的措施是“确保型”的，就是我投入这么多努力去帮助的孩子必须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当外面你不可控的因素过于多，当他自身童年阴影过于重的时候，你什么也确保不了，能做的只有让他经历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他们努力过，上进过，优秀过，被认可过，这本身就是意义。不能拿他们和别人比，要和他曾经的自己比”。
李旸说，自己的这扇“门“会一直开着的，有些迷失了的孩子可能不敢进来，但自己会一直等着的。
李旸告诉我，自己从小就倔，相信一件事，就会冒无数的风险，拼出命来干这件事情，“当别人把他看成恶魔时，我总是能看到他眼里的善，我就懊恼自己精力不够，没有十个李旸能够匀出来帮他”。
快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我坐在街舞教室里看珈枫练跳舞。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们，课余去上的街舞班、英语班、绘画课、健身课……这些是李旸多次奔走为孩子们争取来的机会。
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女孩跟着老师舞动起来。李旸第一次陪她们来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无限希望。
（图片除署名外，为榕树根志愿者张维凱，刘敏，徐博闻 ，李卫平，谢梦茜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