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有点热。互联网公司掀起新一波赴港上市潮，名单里不乏小米、美团、映客、同程艺龙这样的明星选手。
香港也有点凉。人才抢夺战里出现了它的身影，一项“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将从本月25日起接受配额申请。流程简化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意味也不言而喻：香港不再是年轻人向往的圣地。
冷暖之下再回看当年的大逃港，不免唏嘘。
40年间，彼岸已成此岸。那代人以命相拼游向彼岸的故事，藏进了罗文的歌词里，也连同深圳梧桐山上残存的铁丝网，成为逐渐被淡忘的历史碎片。
壹
1952年7月，张爱玲和其他等待过境的人挤在一起，他们都盯着那道铁丝网，过了那里就是香港。
但站在罗湖的烈日之下，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远处热到颤抖的空气。即使这样，也没人愿意听警察的话到阴凉处。张爱玲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在了《重访边城》里：“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张爱玲行李箱里装着香港大学的通知书，这位32岁的乌鲁木齐没落贵族此去香港，是要继续10年前因战争而中止的学业。
跟张爱玲一样向往香港的还有很多人，但其中多数没有她幸运——他们没有合法渠道，通往香港的路只有一条：逃。
后来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称的倪匡在1957年选择了这条路。
他本是内蒙古插队青年，因为在天寒地冻里拆了座小木桥生火取暖被扣上“破坏交通的反革命大罪”，听闻要判刑十年，22岁的倪匡选择了跑路。花掉从亲友那凑到的450块钱后，他如愿坐上那艘名为运菜实为偷渡的小船，从广州到澳门再辗转到了香港。
从九龙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被领到政府部门填表、办身份证，正式成了香港公民。
图：年轻时的倪匡
倪匡也还算幸运。港英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就不会被遣返，这项条件在1974年变更为：突破边境到达香港市区才能获得身份，等到1980年，港英政府就彻底关上了为非法移民颁发身份证的窗口。
政策变动背后的事实是：从大陆逃港的人越来越多。大逃港研究者陈秉安曾经统计一组数据：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深圳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
很多人逃港只是为了吃饱饭。以1959年的广州为例，当年粮食收成比平时正常少了61.25亿斤，相当于全省8个月的口粮没了。蕉渣、禾秆开始成为人们的果腹之物。
深圳宝安流传着不少民谣，“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的费用）”、“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贰
梧桐山。
这座横跨罗湖、盐田、龙岗三区，占地面积达31.28平方公里的山脉，如今是深圳八景之一。但对于当年的偷渡者来说，那是危险重重的死亡之地。
当时从深圳逃亡香港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梧桐山、后海湾、大鹏湾。
其中，山路最受妇女儿童欢迎，边防也最严。偷渡者白天只能躲在茅草里忍受蚊虫叮咬，晚上再小心翼翼地前行，原本几个小时的路程经常要花上好几天。早期，边防战士被允许直接开枪击毙偷渡者，于是，很多人的逃港之路永远终结在山林之中。
图：从躲藏的山林中被警察搜出的难民
另外两条逃港之路也遍布艰险。
西路的后海湾靠近珠江口，海水偏淡，一度是最热门的偷渡地点，但泥潭里的蚝壳常把偷渡者的双腿割得鲜血淋漓。东路的大鹏湾防守最松，但夏季的台风和鲨鱼是偷渡者上岸的最大障碍。
同行者也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存在。《起锚》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故事：一对亲戚结伴从大鹏湾偷渡，海水中，其中一位的球胆破了，他抢下对方球胆，最终成功偷渡，留下对方命丧大海。
太多生命消失在黑夜草丛和冰冷海水里，拉尸行当由此催生。
70年代，蛇口地区的“拉尸捞”每埋一具逃港者尸体的工钱是15块。有人曾经一天埋下50具，其中4位是他的亲人。
而对于最终踏上香港土地的“幸运者”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明天，似乎尚不明确——很多人上岸时身无分文，而此前的学历和职业能力都不被认可，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力气。
于是，工厂、酒楼这些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成为很多逃港人的最初去处。他们很舍得拼命，有人为了多拿20元，甘愿连续在闷热厂房工作16个小时。香港老板为此很喜欢这些大陆客。
叁
天台木屋成为很多逃港者最初的栖息之所。
这些搭建在街角和大楼天台的简易小木屋，藏着逃港者对新生活的期待。有人忙着粘纸盒、缝袜子、勾纱，换取生活费；有人总是行色匆匆，夜色中推门而入倒头就睡，天刚亮又出门干活去了。
在香港，谋生的方式有很多种。
倪匡进了家染厂当杂工，但收入不高，还有工头来抽成。他琢磨着要找路子多挣点钱。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给了他灵感——这位出生在乌鲁木齐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人自小读遍世界名著，他自信写小说肯定没问题。
他开始白天打工晚上写小说。
他写作速度很快。发表在《工商日报》的第一篇小说，是关于内地土改中一位地主婆抱着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他得到了90块稿费，相当于染厂一个月的收入。
倪匡的人生轨迹自此改变。连续发表几篇小说后，他辞掉染厂工作，开始全职写稿，几个月后，他得到《真报》社长的工作邀请，由此进入新圈子。后来，人们将他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而当年逃港的惊险，也化作了倪匡嘴里的诗意表述：冬夜里骑匹瘦马，雪地里逃亡。
刘梦熊“一条泳裤渡香江”也成为香港金融界的美谈。
六天六夜的长途跋涉、9个小时的疲惫长游，背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打气，最后只剩一条泳裤，这些传奇描述构成了他在1973年9月的新开始。
在不锈钢餐具厂找到工作后，这位28岁的年轻人并不甘心。他被报纸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招聘启事吸引：“如果阁下对目前工作处境感到不满，而有胸怀更大的事业抱负，对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充满信心的话，本公司愿与阁下诚恳一谈”。
刘梦熊穿着溅满油渍的工作服就去参加了面试，最终顺利进入这家日本期货公司。几年后，当同行们还在研究交易，这位前广州知青已经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期货知识专栏，后来，这些内容被汇编成《期货决胜108篇》，刘梦熊也得了“期货教父”的美称。
多数情况下，所谓成功，就是有能力有野心者，恰到好处地赶上了时代的潮头。
刘梦熊投身金融行业的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四会鼎立之下，香港资本市场繁荣，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郭氏兄弟的新鸿基地产先后上市，为香港人的财富造梦。
《起锚》作者黄东汉也加入了炒股大军，汇丰银行的股票让这位逃港者狠赚100多万，这些财富后来直接变成了广州4套房和香港1套房。
于是，逃港人既是香港经济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有人曾经分析上世纪末的香港富豪排行榜发现，前100名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曾宪梓、壹传媒黎智英、刘梦熊等人。而很多香港文化精英也曾是逃港者。
当然，这只是香港新生活金灿灿的一面。混迹在底层的逃港者依然是多数。
有人选择了暴力方式攫取财富。17岁从广东独自逃港的叶继欢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只能到处干体力活。在工厂挨欺负后，他决定不能再当老实人，要有钱，免得别人看不起。
几年后，他第一次持枪抢劫，连环扫荡了尖沙咀金行和中环表行，很快被捕。随后，他越狱，再抢劫，1993年，他手持AK47在旺角打劫的身影被市民拍下，后来成为诸多香港警匪片的题材原型，也得了“贼王”之称。
图：叶继欢在街头持枪抢劫
肆
大逃港在80年代突然消失了。
转变发生在1980年。总设计师南巡之后，这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负责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回忆：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特区成立确实让人看到了希望。几个月后，香港方面也关上了大门：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将被遣返、禁止非法入境就业否则雇主受罚等等。
一段历史就此终结。
此后，逃港者的命运融入了香港的跌宕故事中。他们曾经拼命逃离的深圳，逐渐变成内地的机遇之地，无数年轻人从各地奔赴而来。
无独有偶，类似情况一度出现在1997年前的香港。
正式回归前，数十万对未来缺乏信心的香港人选择了逃离，其中多是中产阶级，随之离开的还有5000多亿资金。
如今看来，那显然是欢愉又危险的一年——香港回归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中国新闻周刊》在1998年引用的数据称：一年之内香港股市下跌一万多点，市值蒸发2万多亿港币，股民损失惨重。这段经济低迷期差不多持续到2003年，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
在此期间，逃港者的故事渐渐淡去。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香港股市，去香港旅游、工作、求学、就医变得越来越寻常，当年逃港的艰险，在年轻人看来如同远古之事，不可思议。
而逃港者曾经拼命向往、用力融入的这座城市，也正在经历着祛魅。
如今，在港股市场，最风光的公司是来自内地的腾讯，彭博社曾称其为“香港证券市场的压舱石”。错过阿里成为香港人的遗憾，直到今年1月，林郑月娥还对马云说：“我现在希望阿里巴巴能回到香港上市”。
香港似乎很久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新故事了。高房价高物价之下，很多人想逃离。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曾在2016年做过随机调查，被选取的1500名居民里，66%认为香港不适合下一代成长，42%选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离开香港。
显然，想讲好新故事，香港需要更多人才。
于是，当中国的二线城市在今年纷纷掀起人才抢夺大战时，香港在其中的身影尤为瞩目——抢人不是什么丢人事，但终究不是一线城市的玩法。
这难免令人唏嘘。
香港“乐坛教父”罗文是1962年的逃港者，他后来把穿越香江等待黎明的那一刻写成了《前程锦绣》里的歌词，“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那怕去到远远那方”。
歌词里的故事，大概只有故人能懂了。
